重建啟示錄 ／ 曠野叢書 ／雅歌出版社

自主性的社區營造

◆黃肇新

　　筆者1991年12月從密蘇里大學社區發展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在青輔會薦派及縣政府同意下進入高雄縣政府，以薦派專員身份負責當時社政部門的社區發展工作。

社區工作實務經驗

　　在縣政府工作期間，科員大部份的工作是在辦公室簽辦社區申請補助款的公文。同時，因應內政部當年頒佈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地方政府業務承辦單位的一件大事，就是「輔導」原來的社區理事會依綱要及人民團體法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所謂的「社區」對這樣的官僚也只能是一個遙遠抽象的概念。而一個社區發展碩士在辦公室的工作內容，只是簽辦社區申請活動經費，無需（也無能）關心這些經費的去處用法，常令我覺得難以確認該工作的意義。為了突破這個困境，作者嘗試了上班為科員（辦公文）、下班為專業者（參與社區的運作）的雙重角色。

　　多年在社區參與的直接接觸經驗，使我對社區研究帶著濃厚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卻是因為見到社區發展協會與地方政府之間因為資源的編派輸送而形成的侍從關係，與社區發展工作所宣稱或試圖達到的「自主性的社區」、「共同討論民眾參與的社區」方向正好相反，而產生的愛恨交織。「為什麼社區發展做成這個樣子？」「它應該還可以更好！」「怎樣才能更好？」等問題經常環繞著我，成為我在工作中一直希望分析探討的對象。

　　1994年5月開始，我有機會在高雄縣橋頭鄉，嘗試以社區領導者參與式討論轉變社區工作的模式；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亦在同年由文建會發動。社區總體營造在論述語言及操作策略上，都與我的信念與社區發展養成教育內容較為接近。相對於我在「社區發展」工作中的困境，社區總體營造成為令人期待的新希望。

921重建省思

　　921地震以前，我與兩種社區政策接觸的經驗分散在不同的時空。到了921地震之災後重建，大量的民間團體進入重建區工作，兩種社區工作方式的民間團體亦在其中。我做為其中的一員，以不同的身份參與社區營造及社政領域的福利社區化，近距離地分別看見這兩種取向的社區工作同時運作於重建中。

　　在地方政府擔任社政部門科員的親身經驗，對《重建啟示錄》一書的寫作形成了一定的影響，讓我對社區發展在社政部門中的位置有比較細緻的瞭解。這種直接經驗除了提供研究者在細節上觀察的機會之外，也同時讓我有機會放大論證的力道。

　　學術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的主觀好惡必然相當程度地影響其觀察與分析。我在寫作過程中儘量覺察這類影響的存在，試圖在論述時保持一定的距離，以認清研究的對象與議題。但我不得不承認，10餘年的實務經驗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本書對上述各類資料的選擇與引用。

迎戰全球化時代

　　等距觀察兩個研究的對象，在實驗室以外的現實社會中是極為困難的。本書在討論中可能造成一種「批社區發展而擁社區營造」的印象。果真如此，則它可能源於筆者工作經驗與思辨之後對於兩種社區政策及民間團體工作理念的價值評斷，也可能源於筆者對社政體系的社區發展政策及地方政府的運作，相對於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來得熟悉，因此較清楚地看見了社會福利領域的困境。

　　但，寫作《重建啟示錄》的最終目的，並非單純地比較哪一種社區政策及民間團體與公部門的關係模式為佳。本書試圖指出的是：儘管策略與實踐取向上有所不同，在全球化的時代，當台灣承繼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後，浮現的以民間團體為表徵的公民社會，有共同要努力的方向──增能社區組織，參與地方社會的自主性營造，以抵抗全球化對社區生活的負面影響。

（節錄《重建啟示錄》，長榮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自黃肇新著）